教授是否應該發出觸發警告？

由于我從學生的角度出發而不是從老師的角度出發，盡管我從根本上同意我的觀點，但我認為我可能不得不對此進行補充本杰明·墨菲和安東尼·柯蒂斯·阿德勒。

我參加了上課，我們討論了戰爭的媒介化，而從非法處決到大規模人員傷亡的一切圖形圖像都是討論的一部分。在討論像這樣的令人震驚或敏感的材料時，我想作為一個學生事先得到警告，我希望我的老師具有這種敏感性，而不僅僅是向我展示肢體殘缺的圖像，這是課堂的另一部分。老師召喚了那些在課程中違反交往合同的（男）學生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（是的，做愚蠢而無所事事的人是男人，這并非偶然。）

您只是不向別人隨機施加無頭尸體而沒有告訴他們。實際上，這是普遍的禮節。

我本人進行了一次演講，其中展示了已故兒童的照片，并向聽眾表達了同樣的禮貌。盡管我們的共同現實可能令人難以置信的殘酷或不安，但我認為沒有理由無緣無故地在教室中接受這種殘酷的對待。與未經警告的學生面對面的學習好處，例如，來自越南戰爭的受害兒童的肖像，充其量是微不足道的。

我會不同意墨菲教授的觀點，因為我認為所有課堂辯論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不對稱的。教授通常知道更多，可以說得更好，也有更多的經驗。在我看來，這不是問題，除非這種不對稱性沒有得到體現，并且在某些方面被濫用。我可以理解為什么例如在觀看反特朗普暴力的課程時，可能需要顯示一個特朗普集會的視頻作為開頭–當我談到我認為沒有理由擁抱不必要的殘酷這一事實時在教室里，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政治言論。

聲明不是對自由派或保守派教授或學術界的起訴，而是在一些公開辯論中所采用的非人性化的口吻，其范圍如此廣泛，如此殘酷，以至于在食用前可能需要警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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